皮凤三楦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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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凤三是清代评书《清风闸》里的人物。《清风闸》现在好像没有人说了,在当时,乾隆年间,在扬州一带,可是曾经风行一时的。这是一部很奇特的书。既不是朴刀棒杖、长枪大马;也不是倚翠偷期、烟粉灵怪。《珍珠塔》、《玉蜻蜓》、《绿牡丹》、《八窍珠》,统统不是。它说的是一个市井无赖的故事。这部书虽有几个大关目,但都无关紧要。主要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也不太连贯。其间也没有多少“扣子”,或北方评书艺人所谓“拴马桩”——即新文学家所谓“悬念”。然而人们还是津律有味地一回一回接着听下去。龚午亭是个擅说《清风闸》的说书先生,时人为之语曰:“要听龚午亭,吃饭莫打停”。为什么它能那样吸引人呢?大概是因为通过这些故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扬州一带的世态人情,说出一些人们心中想说的话。

这个无赖即皮凤三,行五,而瘌(原字为疒+巤,参考[注1]),故又名皮五瘌子,这个人说好也好,说坏也坏。他也仗义疏财,打抱不平。对于倚财仗势欺负人的人,尤其是欺负到他头上来的人,他常常用一些很促狭的办法整得该人(按:“该人”一词见之于政工干部在外调材料之类后面所加的附注中,他们如认为被调查的人本身有问题,就提笔写道:“该人”如何如何,“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云云)狼狈不堪,哭笑不得。“促狭”一词原来倒是全国各地皆有的。《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就有这个词。但后来在北方似乎失传了。在吴语和苏北官话里是还存在的。其意思很难翻译。刁、赖、阴、损、缺德……庶几近之。此外还有使人意想不到的含意。他有时也为了自己,使一些无辜的或并不太坏的人蒙受一点不大的损失,“楦房子”即是一例。皮凤三家的房子太紧了,他声言要把房子楦一楦,左右四邻都没有意见。心想房子不是鞋,怎么个楦法呢?办法很简单:他把他的三面墙向邻居家扩展了一尺。因为事前已经打了招呼,邻居只好没得话说。

对皮凤三其人不宜评价过高。他的所作所为,即使是打抱不平,也都不能触动那个社会的本质。他的促狭只能施之于市民中的暴发户。对于真正的达官巨贾,是连一个指头也不敢碰的。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即扬州八怪产生的时代)会产生《清风闸》这样的评书和皮风三这样的人物?产生这样的评书、这样的人物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喔,这样的问题过于严肃,还是留给文学史家去研究吧。如今却说一个人因为一件事,在原来的外号之外又得了一个皮凤三这样的外号的故事。

此人名叫高大头。这当然是个外号。他当然是有个大名的。大名也不难查考,他家的户口本上“户主”一栏里就写着。但是他的大名很少有人叫。在他有挂号信的时候,邮递员会在老远的地方就扬声高叫:“高××,拿图章!”但是他这些年似乎很少收到挂号信。在换购粮本的时候,他的老婆去领,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喊了几声“高××”,他老婆也不应声,直到该负责人怒喝了一声“高大头!”他老婆才恍然大悟,连忙答应:“有!有!有!”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的时候,他挂的牌子上写的也是:

三开分子
高大头

“高大头”三字上照式用红笔打了叉子,因为排版不便,故从略。

(谨按:在人的姓名上打叉,是个由来已久的古法。封建时代,刑人的布告上,照例要在犯人的姓名上用红笔打叉,以示此人即将于人世中注销。这办法似已失传有年矣,不知怎么被造反派考查出来,沿用了。其实,这倒是货真价实的“四旧”。至于把人的姓名中的字倒过来写,横过来写,以为这就可以产生一种诅咒的力量,可以置人于死地,于残忍中带有游戏成分。这手段可以上推到巫术时代,其来历可求之于马道婆。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恶作剧都是变态心理学所不得不研究的材料。)

“高大头”不只是说姓高而头大,意思要更丰富一些,是说此人姓高,人很高大,而又有一个大头。他生得很魁梧,虎背熊腰。他的脑袋和身材很厮称。通体看来,并不显得特别的大。只有单看脑袋,才觉得大得有点异乎常人。这个脑袋长得很好。既不是四方四楞,像一个老式的装茶叶的锡罐;也不是圆圆乎乎的像一个冬瓜,而是上额宽广,下腭微狭,有一点像一只倒放着的鸭梨。这样的脑袋和体格,如果陪同外宾,一同步入宴会厅,拍下一张照片,是会很有气派的。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他只是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只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他家在南市口,是个热闹去处,但往来的大都是熟人。卖青菜的、卖麻团的、箍桶的、拉板车的、吹糖人的……他从他们的吆唤声、说话声、脚步声、喘气声,甚至从他们身上的气味,就能辨别出来,无须抬头一看。他的隔着一条巷子的紧邻针灸医生朱雪桥下班回家,他老远就听见他的苍老的咳嗽声,于是放下手里的活计,等着跟他打个招呼。朱雪桥走过,仍旧做活。一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道的新闻记者。他那从眼镜框上面露出来的眼睛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

高大头是个修鞋的,是个平头百姓,并无一官半职,虽有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不当权,“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触及到他,会把他也拿来挂牌、游街、批斗呢?答曰:因为他是牛鬼蛇神,故在横扫之列。此“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为“大”也。

小地方的人有一种传奇癖,爱听异闻。对一个生活经历稍为复杂一点的人,他们往往对他的历史添油加醋,任意夸张,说得神乎其神。这种捕风捉影的事,茶余酒后,巷议街谈,倒也无伤大雅。就是本人听到,也不暇去一一订正。有喜欢吹牛说大话的,还可能随声附和,补充细节,自高身价。一到运动,严肃地进行审查,可就惹了麻烦,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高大头就是这样。

高大头的简历如下:小时在家学铜匠。后到外地学开汽车,当了多年司机。解放前夕,因亲戚介绍,在一家营造厂“跑外”——当采购员。三五反后,营造厂停办,他又到专区一个师范学校当了几年总务。以后,即回乡从事补鞋。他走的地方多,认识的人多,在走出五里坝就要修家书的本地人看来,的确很不简单。

但是本地很多人相信他进过黄埔军校,当过土匪,坐过日本人的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新四军的牢。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黄埔军校早就不存在,他那样的年龄不可能进去过,而且他从来也没有到过广东。所以有此“疑点”,是因为他年轻时为了好玩,曾跟一个朋友借了一身军服照过一张照片,还佩了一柄“军人魂”[]的短剑。他大概曾经跟人吹过,说这种剑只有军校毕业生才有。这张照片早已不存在,但确有不止一个人见过,写有旁证材料。说他当过土匪,是因为他学铜匠的时候,有一师父会修枪。过去地方商会所办“保卫团”有枪坏了,曾拿给他去修过。于是就传成他会造枪,说他给乡下的土匪造过枪。于是就联系到高大头:他师父给土匪造枪,他师父就是土匪;他是土匪的徒弟,所以也是土匪。这种逻辑,颇为谨严。至于坐牢,倒是确有其事。他是司机,难免夹带一点私货,跑跑单帮。抗日战争时期从敌占区运到国统区,解放战争时期从国统区运到解放区。的确有两次被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查抄出来,关押了几天。关押的目的是敲竹杠。他花了一笔钱,托了朋友,也就保释出来了。所运的私货无非是日用所需,洋广杂货。其中也有违禁物资,如西药、煤油。但是很多人说他运的是枪枝弹药。就算是枪枝弹药吧: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还在合作,由日本人那里偷运给国民党军队,不是坏事;解放战争时期由国民党军队那里偷运给新四军,这岂不是好事?然而不,这都是反革命行为。他确也被新四军扣留审查过几天,那是因为不清楚他的来历。后来已有新四军当时的负责人写了证明,说这是出于误会。以上诸问题,本不难澄清,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未作明确结论,作为悬案挂在那里。他之所以被专区的师范解职,就是因为:历史复杂。

“文化大革命”,旧案重提,他被揪了出来。地方上的造反派为之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的组长是当时造反派的头头,后来的财政局长谭凌宵,专案组成员之一是后来的房产管理处主任高宗汉。因为有此因缘,就逼得高大头终于不得不把他的房子楦一楦。此是后话。

“文化大革命”山呼海啸,席卷全国。高大头算个什么呢,真是沧海之一粟。不过他在本地却是出足了风头,因为案情复杂而且严重。南市口离县革会不远,县革会门前有一面大照壁。照壁上贴得满满一壁关于高大头的大字报,还有漫画插图。谭凌霄原来在文化馆工作,高宗汉原是电影院的美工,他们都能写会画,把高大头画得很像。他的形象特征很好掌握,一个鸭梨形的比身体还要大的头。在批斗他的时候,喊的口号也特别热闹:

“打倒反动军官高大头!”

“打倒土匪高大头!”

“打倒军火商高大头!”

“打倒三开分子高大头!”

剃头、画脸、游街、抄家、挨打、罚跪,应有尽有,不必细说。

高大头是个曾经沧海的人,“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史无前例,他却以一种古已有之的态度对待之:逆来顺受。批斗、游街,随叫随到。低头的角度很低,时间很长。挨打挨踢,面无愠色。他身体结实,这些都经受得住。检查材料交了一大摞,写得很详细,很工整。时间、地点、经过、证明人,清清楚楚。一次一次,不厌其烦。但是这种检查越看越叫人生气。

谭凌霄亲自出马,带人外调。登了泰山,上了黄山,吃过西湖醋鱼、南京板鸭、苏州的三虾面,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材料虽有,价值不大。(全国用于外调的钱,一共有多少?)

他们于是又回过头来把希望寄托在高大头本人身上,希望他自己说出一些谁也不知道的罪行,三番两次,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很重要。态度好,可以从轻;态度不好,问题性质就会升级!”苦口婆心,仁至义尽。高大头唯唯,然而交待材料仍然是那些车轱辘话。对于“反动军官”、“土匪”、“军火商”,字面上决不硬顶,事实上寸步不让。于是谭凌霄给了他一嘴巴子,骂道:“你真是一块滚刀肉!”

只有对于“三开分子”,高大头却无法否认。

“三开分子”别处似不曾听说过,可以算得是这个小县的土特产。何谓“三开”?就是在敌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都吃得开。这个界限可很难划定。当过维持会长[]、国大代表[]、政协委员,这可以说是“三开”。这些,高大头都够不上。但是他在上述三个时期都活下来了,有一口饭吃,有时还吃得不错,且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要说是“吃得开”,也未尝不可。

轰轰轰轰,“文化大革命”过去了。

高大头还是高大头。“三开分子”算个什么名目呢?什么文件上也未见过。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改正落实。抄家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箱笼橱柜都打开,任凭搜查。除了他的那些修鞋用具之外,还有他当司机时用过的扳子、钳子、螺丝刀,他在营造厂跑外时留下的一卷皮尺……这些都不值一顾。有两块桃源石的图章,高宗汉以为是玉的,上面还有龟纽,说这是“四旧”,没收了(高大头当时想:真是没有见过世面,这值不了几个钱)。因此,除了皮肉吃了一点苦,高大头在这场开玩笑似的浩劫中没有多大损失。他没有什么抱怨,对谁也不记仇。

倒是谭凌霄、高宗汉因为白整了高大头几年,没有整出个名堂来,觉得很不甘心。世界上竟有这等怪事:挨整的已经觉得无所谓,整人的人倒耿耿于怀,总想跟挨整的人过不去,好像挨整的对不起他。

然而高大头从此得了教训,他很少跟人来往了,他不串门访友,也不愿说他那些天南地北的山海经。他整天只是埋头做活。

高大头高大魁伟,然而心灵手巧,多能鄙事[]。他会修汽车,修收音机、照相机、修表,当然主要是修鞋。他会修球鞋、胶鞋。他收的钱比谁家都贵,但是大家都愿多花几个钱送到他那里去修,因为他修得又结实又好看。他有台火补的“机器”,补好后放在模子里加热一压,鞋底的纹印和新的一样。在刚兴塑料鞋时,全城只有他一家会修塑料凉鞋,于是门庭若市(最初修塑料鞋,他都是拿到后面去修,怕别人看到学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他不挨批斗的日子,生意也很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好像特别费鞋,因为又要游行,又要开会,又要跳忠字舞[])。他还会补自行车胎、板车胎,甚至汽车外胎。因此,他的收入很可观。三中全会以后,允许单干,他带着一儿一女,一同做活,生意兴隆,真是很吃得开了。

他现在常在一起谈谈的,只有一个朱雪桥。

一来,他们是邻居。

二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经常同台挨斗,同病相怜。

朱雪桥的罪名是美国特务。

朱雪桥是个针灸医生,为人老实本分,足迹未出县城一步,他怎么会成了美国特务呢?原来他有个哥哥朱雨桥,在美国,也是给人扎针,听说混得很不错。解放后,兄弟俩一直不通音信。但这总是个海外关系。这个县城里有海外关系的不多,凤毛麟角,很是珍贵。原来在档案里定的是“特嫌”[],到了“文化大革命”,就直截了当,定成了美国特务。

这样,他们就时常一同挨斗。在接到批斗通知后,挂了牌子一同出门,斗完之后又挟了牌子一同回来。到了巷口,点一点头:“明天见!”——“会上见!”各自回家。

朱雪桥胆子小,原来很害怕,以为可能要枪毙。高大头暗中给他递话:“你是特务吗?——不是。不是你怕什么?沉住气,没事。光棍不吃眼前亏,注意态度。“朱雪桥于是仿效高大头,软磨穷泡,少挨了不少打。朱雪桥写的检查稿子,还偷偷送给高大头看过。高大头用铅笔轻轻做了记号,朱雪桥心领神会,都照改了。高大头每回挨斗,回来总要吃点好的。他前脚挂了牌子出门,他老婆后脚就绕过几条街去买肉。肉炖得了,高大头就叫女儿乘天黑人乱,给朱雪桥送一碗过去。朱雪桥起初不受,说:“这,这,这不行!”高大头知道他害怕,就走过去说:“吃吧!不吃好一点顶不住!”于是朱雪桥就吃了。他们有时斗罢归来,分手的时候,还偷偷用手指圈成一个圈儿,比划一下,表示今天晚上可以喝两盅。

中国有不少人的友谊是在一同挨斗中结成的,这可称为文革佳话。

三来,他们两家的房子都非常紧,这就容易产生一种同类意识。

两家的房子原来都不算窄,是在挨斗的同时被挤小了的。

朱雪桥家原来住得相当宽敞,有三大间,旁边还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厢房。朱雨桥在的时候,两家住;朱雨桥走了,朱雪桥一家三代六口人住着。朱雪桥不但在家里可以有地方给人扎针治病,还有个小天井,可以养十几盆菊花。——高大头养菊花就是受了朱雪桥的影响。他的菊花秧子大都是从朱雪桥那里分来的。

谭凌霄和高宗汉带着一伙造反派到朱雪桥家去抄家。叫高大头也一同去,因为他身体好,力气大,作为劳力,可以帮着搬东西。朱家的“四旧”不少。霁红胆瓶,摔了;康熙青花全套餐具,砸了;铜器锡器,踹扁了;硬木家具,劈了;朱雪桥的父母睡的一张红木宁式大床[],是传了几代的东西,谭凌霄说:“抬走!”堂屋板壁上有四幅徐子兼[]画的猴。徐子兼是邻县的一位画家,已故,画花鸟,宗法华新罗[],笔致秀润飘逸,尤长画猴。他画猴有定价,两块大洋一只。这四幅屏上的大大小小的猴真不老少。一个造反派跳上去扯了下来就要撕。高大头在旁插了一句嘴,说:“别撕。’金猴奋起千钧棒’[],猴是革命的。”谭凌霄一想,说“对!卷起来,先放到我那里保存!”他属猴,对猴有感情。

抄家完毕,谭凌霄说:“你家的房子这样多?不行!”于是下令叫朱雪桥全家搬到厢房里住,当街另外开门出入。这三间封起来。在正屋与厢屋之间砌起了一堵墙,隔开。

高大头家原来是个连家店,前面是铺面,或者也可以叫做车间,后面是住家。抄家的时候(前文已表,他家是没有多少东西可抄的),高宗汉说:“你家的房子也太宽,不行!”于是在他的住家前面也砌了一堵墙,只给他留下一间铺面。

这样,高、朱两家的房屋面积都是一样大小了:九平米。

朱家六口人,这九平方米怎么住法呢?白天还好办。朱雪桥上班,——他原来是私人开业,后来加入联合诊所,联合诊所撤销后,他进了卫生局所属的城镇医院,算是“国家干部”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上学。家里只剩下朱雪桥的父亲母亲和他的老婆。到了晚上,三代人,九平米,怎么个睡法呢?高大头给他出了个主意,打了一张三层床。由下往上数:老两口睡下层,朱雪桥夫妇睡中层,两个孩子睡在最上层。一人翻身,全家震动。两个孩子倒很高兴,觉得爬上爬下,非常好玩。只是有时夜里要滚下来,这跤可摔得不轻。小弟弟有时还要尿床,这个热闹可就大了!

高大头怎么办呢?也总得有个家呀。他有老婆,女儿也大了,到了快找对象的时候了,女人总有些女人的事情,不能大敞四开,什么都展览着呀。于是他找了点纤维板,打了半截板壁,把这九平米隔成了两半,两个狭条,各占四平米半。后面是他老婆和女儿的卧房;前面白天是车间,到了晚上,临时搭铺,父子二人抵足而眠。后面一半外面看不见。前面的四平米半可真是热闹。一架火补烘烤机器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余地方还要放工具、材料。他把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了。他敲敲靠巷子一边的山墙,还结实,于是把它抽掉一些砖头,挖成一格一格的,成了四层壁橱。酱油瓶子、醋瓶子、油瓶子、酒瓶子、扳子、钳子、粘胶罐子、钢锉、木锉、书籍(高大头文化不低,前已说过,他的字写得很工整)、报纸(高大头关心世界、国家大事,随时研究政策,订得一份省报,看后保存,以备查检,逐月逐年,一张不缺),全都放在“橱”里。层次分明,有条不紊。他修好的鞋没处放,就在板壁上钉了许多钉子,全都挂起来。面朝里,底朝外,鞋底上都贴着白纸条,写明鞋主姓名和取鞋日期。这样倒好,好找,省得一双一双去翻。他还养菊花(朱雪桥已经无此雅兴)。没有地方放,他就养了四盆悬崖菊,把它们全部在房檐口挂起来。这四个盆子很大。来修鞋的人走到门口都要迟疑一下,向上看看。高大头总是解释:“不碍事,挂得很结实,砸不了脑袋!”这四盆悬崖菊披披纷纷地倒挂下来,好看得很。高大头就在菊花影中运锉补鞋,自得其乐。

“四人帮”倒了之后,高大头和朱雪桥迭次向房产管理处和财政局写报告,请求解决他们的住房困难。这个县的房管处是财政局的下属单位,是一码事。也就是说,向高宗汉和谭凌霄写报告(至于潭、高二人怎么由造反派变成局长和主任,又怎样安然度过清查运动,一直掌权,以与本文无关,不表)。他们还迭次请求面见谭局长和高主任。高大头还给谭局长家修过收音机、照相机,都是白尽义务,分文不取。高主任很客气地接待他们,说:“你们的困难我是知道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嘛,一定,一定设法解决。”谭凌霄对高宗汉说:“这两个家伙,不能给他们房子!

中美建交。

朱雪桥忽然接到他哥哥朱雨桥的信,说他很想回乡探望双亲大人。信中除了详述他到美的经过,现在的生活,倾诉了思亲怀旧之情,文白夹杂,不今不古,之外,附带还问了问他花了五十块大洋请徐子兼画的四幅画,今犹在否。

朱雪桥把这封信交给了奚县长。

奚县长“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县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谭凌霄等一伙造反派打倒了。“四人帮”垮台后,经过选举,是副县长。不过大家还叫他奚县长。他主管文教卫生,兼管民政统战。朱雪桥接到朱雨桥的信,这件事,从哪方面说起来,都正该他管。

第一件事,应该表示欢迎。这是国家政策。

第二件事,应该赶紧解决朱雪桥的住房问题。朱雨桥回来,这九平米,怎么住?难道在三层床上再加一层吗?

事有凑巧,朱家原来的二间屋,在被没收后,由一个下放干部住着。恰好在朱雪桥接到朱雨桥来信前不久,这位下放干部病故了,家属回乡,这三间房还空着。这事好解决。奚县长亲自带了朱雪桥去找谭凌霄,叫他把那三间房还给朱家。谭凌霄当时没有话说,叫高宗汉填写了一张住房证发给了朱雪桥。朱雪桥随奚县长到县人民政府,又研究了一下怎样接待朱雨桥的问题。奚县长嘱咐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尽量不要多谈,还批了条子,让他到水产公司去订购一点鲜鱼活虾,到蔬菜公司订购一点菱藕,到糖烟酒公司订几瓶原装洋河大曲。朱雪桥对县领导的工作这样深入细致,深表感谢。

不想他到了旧居门口,却发现门上新加了一把锁。

原来谭凌霄在发给朱雪桥住房证之后,立刻叫房管处签发了另一份住房证,派人送到湖东公社,交给公社书记的儿子,叫他先把门锁起来。一所房子同时发两张居住证,他这是存心叫两家闹纠纷,叫朱雪桥搬不进去。

朱雪桥不能撬人家的锁。

怎么办呢?高大头给他出了个主意,从隔开厢房与正屋的墙上打一个洞,先把东西搬进去再说。高大头身强力壮,心灵手巧,呼朋引类,七手八脚,不大一会,就办成了。

朱雨桥来信,行期在即。

奚县长了解了朱雪桥在墙上打了一个洞,说:“这成个什么样子!”于是打电话给财政局、房管处,请他们给朱家修一个门,并把朱家原来的三间正屋修理一下。谭凌霄、高宗汉“相应不理”。

县官不如现管,奚县长毫无办法。

奚县长打电话给卫生局,卫生局没有人工材料。最后只得打电话给城镇医院。城镇医院倒有一点钱,雇工置料,给朱雪桥把房子修了。

徐子兼画的四幅画也还回来了。这四幅画在谭凌霄家里。朱雪桥拿着县人民政府的信,指名索要,谭凌霄抵赖不得,只好从柜子里拿出来给他。朱家的宁式大床其实也在谭凌霄家里,朱雪桥听从了高大头的意见,暂时不提。

朱雨桥回来,地方上盛大接待。朱雨桥吃了家乡的卡缝鳊、翘嘴白、槟榔芋、雪花藕、炝活虾、野鸭烧咸菜;给双亲大人磕了头,看看他的祖传旧屋,端详了徐子兼的画猴,满意得不得了。热闹了几天,告别各界领导。临去依依,一再握手。弟兄二人,洒泪而别,自不必说。

地方上为朱雨桥举行的几次宴会,谭局长一概称病不赴。高主任因为还不够格,也未奉陪。谭凌霄骂了一句国骂,说:“海外关系倒跩[]起来了!”

谭凌霄当然知道朱雪桥在墙上打洞,先发制人,造成既成事实,这主意是高大头出的。朱雪桥是个老实人,想不出这种招儿。徐子兼的画在他手里,也是高大头告发的。这四幅画他平常不大拿出来挂。有一天“晒伏”,他摊在地上。那天正好高大头来送修好了的收音机。这小子眼睛很贼,瞅见过,除了他,没有别人!批给朱家三间房子,丢了四张画,事情不大,但是他谭凌霄没有栽过这个跟头。这使他丢了面子,在本城群众面前矮了一截。这些草民,一定会在他背后指手划脚,嘁嘁喳喳地议论的。谭凌霄非常窝火,在心里恨道:“好小子,你就等着我的吧!”他引用了一句慈禧太后的话“谁要是叫我不痛快一阵子,我就叫谁不痛快一辈子!“

高大头知道事情不大妙,但是他还是据理力争,几次找房管处要房子。高宗汉接见了他。这回态度变了,干脆说:“没有!”高大头还是软软和和地说:“没有房子,给我一块地皮也行,我自己盖。”——“你自己盖?你有钱?是你说过:你有八千块钱存款,只要你给一块地皮,盖一所一万块钱的房子,不费事。你说过这话没有?”高大头是曾经夸过这个海口,不知是哪个嘴快的给传到高宗汉耳朵里去了,但是他还是陪着笑脸,说:“那是酒后狂言。“高宗汉板着脸说:“有本事你就盖。地皮没有。就这九平米。你就在这九平米上盖!只要你不多占一分地,你怎么盖都行。盖一座摩天大楼我也不管,随便!就这个话!往后你还别老找我来啰嗦!你有意见?你有本事告我去!告我和谭局长去!我还有事,你请便!“

高大头这一天半宵都没有睡着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抽了多半盒“大运河”。

与此同时,谭凌霄利用盖集体宿舍的名义给自己盖了一所私人住宅。

谭凌霄盖住宅的时候,高大头天天到邮局去买报纸,《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能买到的都买了来,戴着他的黑边窄片老花镜一张一张地看,用红铅笔划道、剪贴、研究。

课凌霄的住宅盖成了。且不说他这所住宅有多大,单说房前的庭院:有一架葡萄、一丛竹子、几块太湖石,还修了一座阶梯式的花台,放得下百多盆菊花。这在本城县一级领导里是少有的。

这一天,谭局长备了三桌酒,邀请熟朋友来聚聚。一来是暖暖他的新居,二来是酬谢这些朋友帮忙出力,提供材料。杯筷已经摆好,凉菜尚未上桌,谭局长正陪同客人在庭前欣赏他的各种菊花,高大头敲门,一头闯了进来。谭凌霄问:“你来干什么?”高大头拿出一卷皮尺,说:“对不起,我量量你们家的房子。”说罢就动起手来。谭凌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客人也都莫名其妙。高大头非常麻溜利索。眨眼的工夫就量完了。前文交待,他在营造厂干过,干这种事情,是个内行。他收了皮尺,还负手站在一边,陪主人客人一同看会菊花。这菊花才真叫菊花!一盆墨菊,乌黑的,花头有高大头的脑袋大!一盆狮子头,花头旋柠着,像一团发亮的金黄色的云彩!一盆十丈珠帘,花瓣垂下有一尺多长!高大头知道,这都是从公园里搬来的。这几盆菊花,原来放在公园的暖房里,旁边插着牌子,写着:“非卖品”。等闲人只能隔着玻璃看看。高大头自从菊花开始放瓣的时候,天天去看,太眼熟了。高大头看完菊花,道了一声“谢谢,饱了眼福”,转身自去。

谭局长这顿饭可没吃好。他心里很不踏实:高大头这小子,量了我的房子,不会有什么好事!

高大头当晚借了朱雪桥家的堂屋,把谭凌霄假借名义,修盖私人住宅的情况,写了一封群众来信。信中详细描叙了谭宅的尺寸、规格,并和本县许多住房困难的人家作了对比。连夜抄得,天亮付邮,寄给省报。

过了几天,省报下来了一个记者。

记者住在招待所。

他本来是来了解本县今年秋收分配情况的,没想到,才打开旅行包,洗了脸,就有人来找他。这些人反映的都是一件事:谭局长修盖私人住宅,没有那回事,这是房管局分配给他的宿舍;高大头是个三开分子,品质恶劣,专门造谣中伤,破坏领导威信。接二连三,络绎不绝(这些人都是谭凌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战友”)。记者在编辑部本知道有这样一封群众来信,不过他的任务不是了解此事。这样一来,倒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找了本县的几个通讯员和一些群众做了调查,他们都说有这回事。他请高大头到招待所来谈谈,高大头带来了他的那封信的底稿和一张谭凌霄住宅平面图。记者把这件事用“本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报道,带回了报社。

也活该谭凌霄倒楣,他赶到坎上了,现在正是大抓不正之风的时候。报社决定用这篇稿子。打了清样,寄到本县县委,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同意发表。县委书记看了清样,正在考虑,奚县长正在旁边,说:“这件事你要是压下来,将来问题深化了,你也会被牵扯进去,这是一;如果不同意发表这篇报道,那将来本县的消息要见省报,可就困难了,这是二。”县委书记击案说:“好!同意!”奚县长抓起笔就写了一封复信:“此稿报道情况完全属实,同意发表。这对我们整顿党政作风,很有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报道在省报发表后,全城轰动。很多居民买了鞭炮到大街上来放,好像过年一样。

高大头当真在他的九平米的地基上盖起了一所新房子(在修建新房时,他借住了朱雪桥原来住的厢房)。这座房子一共三十六平米。他盖了个两楼一底。底层还是九米。上面一层却有十二米。他把上层的楼板向下层的檐外伸出了一截,突出在街面上。紧挨上层,他又向南伸展,盖了一间过街楼,那一头接到朱雪桥家厢房房顶。这间过街楼相当高,楼下可过车辆行人,不碍交通。过街楼有十五平米。这样,高大头家四口人,每人就有九平米,很宽绰了。高大头的儿子就是要结婚,也完全有地方。这两楼一底是高大头自己设计的。他干过营造厂嘛。来来往往的人看了高大头的这所十分别致的房子,都说:“这家伙真是个皮凤三,他硬把九平方米楦成了三十六平方米,神了!”

谭凌霄、高宗汉忽然在同一天被撤了职。这消息可靠。据财政局的人说,他们自己已接到通知,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他们这两天已经不到机关上班了。因为要是再去,别人叫他们“局长”、“主任”,答应不好,不答应也不好。

在听到他们俩撤职的消息后,城里人有没有放鞭炮呢?没有。他们是很讲恕道的。

这二位到底为什么被撤职呢?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他们在住房问题上对群众刁难勒索,太招恨了;有人说是他们通同作弊,修盖私人住宅;有人说:因为他们是造反派!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载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上海文学》

注释

  • 根据疒巤,疒巤现在为”癩”(癞),但是我觉得应该为”瘌”(là),因为瘌痢俗称头生恶疮。返回原文

  • 军人魂是国民党军的一种制式短剑。返回原文

  • 维持会是指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内利用汉奸建立的一种临时性的地方傀儡伪政权,为日本侵略者实现“以华治华”、“分而治之”服务。维持会这种临时性的政权组织,是一种过渡形式,在敌伪正式政权建立后便瓦解,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沦陷区基层“维持会”组织依然存在。后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崩溃。返回原文

  • 国民大会,简称国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名义上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的机关。先后于1946、1948年召开。1946年大会任务为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又称“制宪国大”;1948年大会任务为施行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又称“行宪国大”。返回原文

  •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自《论语·子罕》,意思是“我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所以会做很多下等的事。” 返回原文

  • 忠字舞是文革时期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民众舞蹈集体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化大革命高潮期,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 返回原文

  • 特嫌(特务嫌疑人),被怀疑为特务的人。《收获》1981年第2期:“这人是一九五九年清洗回来的电台编辑,虽不戴帽子,却是个‘特嫌’。” 返回原文

  • 宁式床,宁波老话讲“一世做人,半生在床”,可见宁波人对床的重视。昔日宁波人男婚女嫁最为看重的便是择吉置办的新床。宁式称谓最早始于明代,当时宁波产的无论是宫廷大床,还是官邸私室大床,都是经由浙东运河漕运或海上运输,北上或南下,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四面八方。《金瓶梅》第29回写西门庆“旋即用了六十两银子买了一张螺钿敞厅床”,书中提到的螺钿镶嵌床就是宁波产的。清乾隆嘉庆年间,江南一带,宁波产的木雕拔步床极负盛名。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形容自己躺在拔步床上时“身非身也,蝶也,飞眠宿食尽在花间;人非人也,仙也,行起坐卧无非乐境”。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曾反复提到阿Q特别喜欢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是因为“拔步床”在当年是江南的豪门大宅家族富有、地位显赫的一种象征。返回原文

  • 兴化掌故丛谈:百年猴画 三代传承,徐兆彬,字子兼。清末民初时的兴化籍画猴名家。返回原文

  • 华岩,一作华嵒,字德嵩,更字秋岳,号白沙道人、新罗山人、东园生、布衣生、离垢居士等,老年自喻“飘篷者”,福建上杭蛟洋华佳(家)人(原白砂里人),后寓杭州。工画人物、山水、花鸟、草虫,脱去时习,力追古法,写动物尤佳。善书,能诗,时称“三绝”,为清代杰出绘画大家,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返回原文

  • 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返回原文

  • 跩[zhuǎi],拽,很拽。拽是南方很常见的词,看过周星驰电影的人对这个词不会陌生。很拽,就是很牛,很历害,瞧不起别人,总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别人都比不上。返回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