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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地点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因此，学生不少。学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

“校舍”很简单。靠马路是一带水泥围墙。有一座铁门。进门左手是一幢两层的楼房。很旧了，但看起来还结实。楼下东侧是校长办公室。往里去是一个像是会议室似的狭长的房间，里面放了一张乒乓球台子。西侧有一间房间，靠南有窗的一面凸出呈半圆形，形状有点像一个船舱，是教导主任沈先生的宿舍。当中，外屋是教员休息室；里面是一间大教室。楼上还有两个教室。

“教学楼”的后面有一座后楼，三层。上面两层是校长的住家。底层有两间不见天日的小房间，是没有家的单身教员的宿舍。

此外，在主楼的对面，紧挨围墙，有一座铁皮顶的木板棚子。后楼的旁边也有一座板棚。

如此而已。

学校人事清简。全体教职员工，共有如下数人：

一、校长。姓赵名宗浚，大夏大学毕业，何系，未详。他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教育事业。他为什么不在银行或海关找个事做，却来办这样一个中学，道理不知何在。想来是因为开一个学堂，进项不少，又不需要上班下班，一天工作八小时，守家在地，下了楼，几步就到他的小王国——校长办公室，下雨连伞都不用打；又不用受谁的管，每天可以亨清福，安闲自在，乐在其中。他这个学校不知道是怎样“办”的，学校连个会计都没有。每学期收了学杂费，全部归他处理。除了开销教员的薪水、油墨纸张、粉笔板擦、电灯自来水、笤帚簸箕、拖把抹布，他净落多少，谁也不知道。物价飞涨，一日数变，收了学费，他当然不会把钞票存在银行里，瞧着它损耗跌落，少不得要换成黄鱼(金条)或美钞。另外他大概还经营一点五金电料生意。他有个弟弟在一家五金行做事，行情熟悉。

他每天生活得蛮“写意”。每天早起到办公室，坐在他的黑皮转椅里看报。《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和隔夜的《大晚报》，逐版浏览一遍。他很少看书。他身后的书架上只有两套书，一套《辞海》；还有一套——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一套书：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看完报，就从抽屉里拿出几件小工具，修理一些小玩意，一个带八音盒的小座钟，或是一个西门子的弹簧弹子锁。他爱逛拍卖行、旧货店，喜欢搜罗这类不费什么钱而又没有多大用处的玩意。或者用一个指甲锉修指甲。他其实就在家里呆着，不到办公室来也可以。到办公室，主要是为了打电话或接电话。他接电话有个习惯。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照例是先用上海话说：“侬找啥人？”对方找的就是他，他不马上跟对方通话，总要说：“请侬等一等”，过了一会，才改用普通话说：“您找赵宗浚吗？我就是”他为什么每次接电话都要这样，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是显得他有一个秘书，第一次接电话的不是他本人，是秘书，好有一点派头？还是先“缓冲”一下，好有时间容他考虑下，对方是谁，打电话来多半是为什么事，胸有成竹，有所准备，以便答复？从他接电话的这个习惯，可以断定：这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很精明，但并不俗气。

他看起来很有文化修养。说话高雅，声音甜润。上海市井间流行的口头语，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在他嘴里绝对找不到。他在大学时就在学校的剧团演过话剧，毕业后偶尔还参加职业剧团客串(因此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现在还和上海的影剧界的许多人保持联系。我就是因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由一位文学戏剧界的前辈介绍到他的学校里来教书的。他虽然是学校的业主，但是对待教员并不刻薄，为人很“漂亮”，很讲“朋友”，身上还保留着一些大学生和演员的洒脱风度。每年冬至，他必要把全体教职员请到后楼他的家里吃一顿“冬至夜饭”，以尽东道之谊。平常也不时请几个教员出去来一顿小吃。离学校不远，马路边上有一个泉州人摆的鱼糕米粉摊子，他经常在晚上拉我去吃一碗米粉。他知道我爱喝酒，每次总还要特地为我叫几两七宝大曲。到了星期天，他还忘不了把几个他乡作客或有家不归的单身教员拉到外面去玩玩。逛逛兆丰公园、法国公园，或到老城隍庙去走走九曲桥，坐坐茶馆，吃两块油氽鱿鱼，喝一碗鸡鸭血汤。凡有这种活动，多半都是由他花钱请客。这种地方，他是一点也不小气吝啬的。

他已经三十五岁，还是单身。他曾和一个女演员在外面租了房子同居了几年，女演员名叫许曼诺。因为他母亲坚决反对他和这个女人结婚，所以一直拖着(他父亲已死，他对母亲是很孝顺的)。有一天一清早他去找这个演员，敲了半天房门，门才开。里面有一个男人(这人他也认识)。他发现许曼诺的晨衣里面什么也没有穿！他一气之下，再也不去了。但是许曼诺有时还会打电话来，约他到DDS或卡夫卡司[原注 ]去见面。那大概是许曼诺生活上遇到了困难，来求他给她一点帮助了。这个女人我见过，颇有丰韵，但是神情憔悴，显然长期过着放纵而不安定的生活。她抽烟，喝烈性酒。

他发胖了。才三十五岁就已经一百六十斤。他很知道，再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大胖子(我们见过他的遗像)。因此，他节食，并且注意锻炼。每天中午由英文教员小沈先生或他的弟弟陪他打乒乓球。会议室那张乒乓球台子就是为此而特意买来的。

二、教导主任沈先生。名裕藻，也是大夏大学毕业。他到这所私立中学来教书，自然是因为老同学赵宗浚的关系。他到这所中学有年头了，从学校开办，他就是教导主任。他教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授课量相当于两个教员，所拿薪水也比两个教员还多。而且他可以独占一间相当宽敞明亮的宿舍，蛮适意。这种条件在上海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因此，他也不必动脑筋另谋高就。大概这所中学办到哪一天，他这个教导主任就会当到哪一天。

他一辈子不吃任何蔬菜。他的每天的中午饭都是由他的弟弟(他弟弟在这个学校读书)用一个三层的提梁饭盒从家里给他送来(晚饭他回家吃)。菜，大都是红烧肉、煎带鱼、荷包蛋、香肠……。每顿他都吃得一点不剩。因此，他长得像一个牛犊子，呼吸粗短，举动稍欠灵活。他当然有一对金鱼眼睛。

他也不大看书，但有两种“书”是必读的。一是“方块报”[原注 ]，他见到必买，一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学校隔壁两三家，有一家小书店，每到《蜀山剑侠传》新出一集，就在门口立出一块广告牌：“好消息，《蜀山剑侠传》第××集已到！”沈裕藻走进店里，老板立即起身迎接：“沈先生，老早替侬留好勒嗨！”除了读“书”，他拉拉胡琴。他有一把很好的胡琴，凤眼竹的担子，声音极好。这把胡琴是他的骄傲。虽然在他手里实在拉不出多大名堂。他没有什么朋友，却认识不少有名的票友。主要是通过他的同学李文鑫认识的，也可以说是通过这把胡琴认识的。

李文鑫也是大夏毕业的。毕业以后，啥事也不做。他家里开着一旅馆，他就在家当“小开”。这是那种老式的旅馆，在南市、十六铺一带还可见到。一座回字形的楼房，四面都有房间，当中一个天井。楼是纯粹木结构的，扶梯、栏杆、地板，全都是木头的，涂了紫红色的油漆。住在楼上，走起路来，地板会格吱格吱地响。一男一女在房间里做点什么勾当，隔壁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客人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李文鑫就住在账房间后面的一间洁净的房间里，听唱片，拉程派胡琴。他是上海专拉程派的名琴票。他还培养了一个弹月琴的搭档。这弹月琴的是个流浪汉，生病困在他的旅馆里，付不出房钱。李文鑫踱到他房间里，问他会点什么，——啥都不会！李文鑫不知怎么会忽然心血来潮，异想天开，拿了一把月琴：“侬弹！”这流浪汉就使劲弹起来，——单弦绷。李文鑫不让他闲着，三九天，弄一盆冰水，让这流浪汉把手指头弹得发烫了，放在冰水里泡泡——再弹！在李文鑫的苦教之下，这流浪汉竟成了上海滩票界的一把数一数二的月琴。这流浪汉一个大字不识，挺大个脑袋，见人连话都不会说，只会傻笑，可是弹得一手好月琴。使起“窜儿”来，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而且尺寸稳当，板槽瓷实，和李文鑫的胡琴严丝合缝，“一眼”不差，为李文鑫的琴艺生色不少。票友们都说李文鑫能教出这样一个下手来，真是独具慧眼。李文鑫就养着他，带着他到处“走票”，很受欢迎。

李文鑫有时带了几个票友来看沈裕藻，因为这所学校有一间会议室，正好调嗓子清唱。那大都是星期天。沈裕藻星期天偶尔也同我们一起去逛逛公园，逛逛城隍庙，陪赵宗浚去遛拍卖行，平常大都是读“书”，等着这些唱戏朋友。李文鑫认识的票友都是“有一号”的。像古森柏这样的名票也让李文鑫拉来过。

古森柏除了偶尔唱一段《监酒令》，让大家欣赏欣赏徐小香的古调绝响外，不大唱。他来了，大都是聊。盛兰如何，盛戎如何，世海如何，君秋如何。他聊的时候，别的票友都洗耳恭听，连连颔首。沈裕藻更是听得发呆。有一次，古森柏和李文鑫还把南京的程派名票包华请来过。包华那天唱了全出《桑园会》(这是他的代表作，曾灌唱片)。李文鑫操琴，用的就是老沈的那把凤眼竹担子的胡琴(这是一把适于拉西皮的琴)。流浪汉闭着眼睛弹月琴。李文鑫叫沈裕藻来把二胡托着。沈裕藻只敢轻轻地蹭，他怕拉重了“出去”了。包华的程派真是格高韵雅，懂戏不懂戏的，全都听得出了神，鸦雀无声。

沈裕藻的这把胡琴给包华拉过，他给包华托过二胡，他觉得非常光荣。

三、英文教员沈福根。因为他年纪轻，大家叫他小沈，以区别于老沈——沈裕藻。学生叫他“小沈先生”。他是本校的毕业生。毕业以后卖了两年小黄鱼，同时在青年会补习英文。以后跟校长赵先生讲讲，就来教英文了。他的英文教得怎么样？——不晓得。

四、史地教员史先生。史先生原是首饰店出身。他有一桩艳遇。在他还在首饰店学徒的时候，有一天店里接到一个电话，叫给一家送几件首饰去看看，要一个学徒送去。店里叫小史去。小史拿了几件首饰，按电话里所说的地址送去了。地方很远。送到了，是一座很幽静的别墅，没有什么人。女主人接见了他，把他留下了。住了三天(据他后来估计，这女主人大概是一个军阀的姨太太)。他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还常常津津乐道地谈起这件事。一谈起这件事，就说：“毕生难忘！”我看看他的模样(他的脸有一点像一张拉长了的猴子的脸)，实在很难想象他曾有过这样的艳遇。不过据他自己说，年轻时他是蛮漂亮的。至于他怎么由个首饰店的学徒变成了一个教史地的中学教员，那谁知道呢。上海的许多事情，都是蛮难讲的。

五、体育教员谢霈。这个学校没有操场，也没有任何体育设备(除了那张乒乓球台子)，却有一个体育教员。谢先生上体育课只有一种办法，把学生带出去，到霞飞路的几条车辆行人都较少的横马路上跑一圈。学生们很愿意上体育课，因为可以不在教室里坐着，回来还可以买一点甜“支ト”、檀香橄榄、蜜饯嘉应子、苔菜小麻花，一路走，一路吃着，三三两两地走进学校的铁门。谢先生没有什么学历，他当过兵，要过饭。他是个愤世嫉俗派，什么事情都看透了。他常说：“什么都是假的。爷娘、老婆、儿女，都是假的。只有铜钿，铜钿是真的！”他看到人谈恋爱就反感：“恋爱没有的。没有恋爱，只有操×！”他生活非常俭省，连茶叶都不买。只在一件事上却舍得花钱：请人下棋。他是个棋迷。他的棋下得很臭，但是爱看人下棋。一到星期天，他就请两个人来下棋，他看。有时能把上海的两位围棋国手请来。这两位国手，都穿着纺绸衫裤，长衫折得整整齐齐地搭在肘臂上。国手之一的长衫是熟罗的，国手之二的是香云纱。国手之一手执棕竹拄杖，国手之二手执湘妃竹骨子的折扇。国手之一留着小胡子，国手之二不留。他们都用长长的象牙烟嘴吸烟，都很潇洒。他们来了，稍事休息，见到人都欠起身来，彬彬有礼，然后就在校长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摆开棋局，对弈起来。他们来了，谢先生不仅预备了好茶好烟，还一定在不远一家广东馆订几个菜，等一局下完，请他们去小酌。这二位都是好酒量，都能喝二斤加饭或善酿[注 ]。谢先生为了看国手下棋，花起钱不觉得肉痛。

六、李维廉。这是一个在复旦大学教书的诗人的侄子。高中毕业后，从北平到上海来，准备在上海考大学。他的叔父和介绍我来的那位文学戏剧前辈是老朋友，请这位前辈把他介绍到这所学校来，教一年级算术，好解决他的食宿。这个年轻人很腼腆，不爱说话，神情有点忧郁。星期天，他有时到叔叔家去，有时不去，躲在屋里温习功课，写信。

七、胡凤英。女，本校毕业，管注册、收费、收发、油印、接电话。

八、校工老左。住在后楼房边的板棚里。

九、我。我教三个班的国文。课余或看看电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吃了一碗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后，就回到学校里来，在“教学楼”对面的铁皮顶木棚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我很喜欢这间棚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雨已经停了，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

星期天，除非有约会，我大都随帮唱影，和赵宗浚、沈裕藻、沈福根、胡凤英……去逛兆丰公园、法国公园，逛城隍庙。或听票友唱戏，看国手下棋。不想听也不想看的时候，就翻《辞海》，看《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是一本很有趣的著作，文笔极好。我对这本书一直很有感情，因为它曾经在喧嚣历碌的上海，陪伴我度过许多闲适安静的辰光。

这所中学里，忽然兴起一阵跳舞风，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举办舞会。这是校长赵宗浚所倡导的。原因是：

一、赵宗浚正在追求一位女朋友。这女朋友有两个妹妹，都是刚刚学会跳舞，瘾头很大。举办舞会，可以把这两个妹妹和她们的姐姐都吸引了来。

赵宗浚新认识的女朋友姓王，名静仪，史先生、沈福根、胡凤英都称呼她为王小姐。她人如其名，态度文静，见人握手，落落大方。脸上薄施脂粉，身材很苗条。衣服鞋子都很讲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但乍一看看不出来。因为款式高雅，色调谐和，不趋时髦，毫不扎眼。她是学音乐的，在一个教会学校教音乐课。她父亲早故，一家生活全由她负担。因为要培养两个妹妹上学，靠三十岁了还没有嫁人。赵宗浚在一个老一辈的导演家里认识了她，很倾心。他已经厌倦了和许曼诺的那种叫人心烦意乱的恋爱，他需要一个安静平和的家庭，王静仪正是他所向往的伴侣。他曾经给王静仪写过几封信，约她到公园里谈过几次。赵宗浚表示愿意帮助她的两个妹妹读书；还表示他已经是这样的岁数了，不可能再有那种火辣辣的、罗曼蒂克的感情，但是他是懂得怎样体贴照顾别人的。王静仪客客气气地表示对赵先生的为人很钦佩，对他的好意很感谢。

她的两个妹妹，一个叫婉仪，一个叫淑仪，长得可一点也不像姐姐，她们的脸都很宽，眼睛分得很开，体型也是宽宽扁扁的。稚气未脱，不大解事，吃起点心糖果来，声音很响。王静仪带她们出来参加这一类的舞会，只是想让她们见见世面，有一点社交生活。这在她那样比较寒素的人家，是不大容易有的。因此这两个妹妹随时都显得有点兴奋。

二、赵宗浚觉得自己太胖了，需要运动。

三、他新从拍卖行买了一套调制鸡尾酒的酒具，一个赛银的酒海，一个曲颈长柄的酒勺，和几十只高脚玻璃酒杯，他要拿出来派派用场。

四、现有一个非常出色的跳舞教师。

这人名叫赫连都。他不是这个学校里的人，只是住在这个学校里。他是电影演员，也是介绍我到这个学校里来的那位文学戏剧前辈把他介绍给赵宗浚，住到这个学校里来的，因为他在上海找不到地方住。他就住在后楼底层，和谢霈、李维廉一个房间。我和一个在《大晚报》当夜班编辑的姓江的老兄住另一间。姓江的老兄也不是学校里的人，和赵宗浚是同学，故得寄住在这里，这两个房间黑暗而潮湿，白天也得开灯。我临离开上海时、打行李，发现垫在小铁床上的席子的背面竟长了一寸多长的白毛！房间前面有个狭小的天井，后楼的二三层和隔壁人家楼上随时会把用过的水从高空泼在天井里，哗啦一声，惊心动魄。我因此给这两间屋起了一个室名：听水斋。

赫连都有点神秘。他是个电影演员，可是一直没有见他主演过什么片子。他长得高大、挺拔、英俊，很有男子气。虽然住在一间暗无天日的房子里，睡在一张破旧的小铁床上，出门时却总是西装笔挺，容光焕发，像个大明星。他忙得很。一早出门，很晚才回来。他到一个白俄家里去学发声，到另一个白俄家里去学舞蹈，到健身房练拳击，到马场去学骑马，到剧专去旁听表演课，到处找电影看，除了美国片、英国片、苏联片，还到光陆这样的小电影院去看乌发公司的德国片，研究却尔斯劳顿和里昂·巴里摩尔……

他星期天有时也在学校里呆半天，听票友唱戏，看国手下棋，跟大家聊聊天。聊电影，聊内战，聊沈崇事件，聊美国兵开吉普车撞人、在马路上酗酒胡闹。他说话富于表情，手势有力。他的笑声常使人受到感染。他的舞跳得很好。探戈跳得尤其好，曾应邀在跑狗场举办的探戈舞表演晚会上表演过。

赵宗浚于是邀请他来参加舞会，教大家跳舞。他欣然同意，说：“好啊！”

他在这里寄居，不交房钱，这点义务是应该尽的，否则就太不近人情了。

于是到了星期天，我们就哪儿也不去了。胡凤英在家吃了早饭就到学校里来，和老左、沈福根把楼下大教室的课桌课椅都搬开，然后搬来一厘子钢丝毛，一团一团地撒在地板上，用脚踩着，顺着木纹，使劲地擦。赵宗浚和我有时也参加这种有趣的劳动。把地板擦去一层皮，露出了白茬，就上蜡。然后换了几个大灯泡，蒙上红蓝玻璃纸。有时还挂上一些绉纸彩条，纸灯笼。

到了晚上，这所学校就成了一个俱乐部。下棋的下棋，唱戏的唱戏，跳舞的跳舞。红蓝灯泡一亮，电唱机的音乐一响，彩条纸灯被电风扇吹得摇摇晃晃，很有点舞会的气氛。胡凤英从后楼搬来十来只果盘，装着点心糖果。赵宗浚捧着赛银酒海进来，着手调制鸡尾酒。他这鸡尾酒是中西合璧。十几瓶汽水，十几瓶可口可乐，兑上一点白酒。但是用曲颈长柄的酒勺倾注在高脚酒杯里，晶莹透亮，你能说这不是鸡尾酒？

音乐(唱片)也是中西并蓄，雅俗杂陈。肖邦、华格那、斯特劳斯；黑人的爵士乐、南美的伦摆舞曲，夏威夷情歌；李香兰唱的《支那之夜》、《卖糖歌》；广东音乐《彩云追月》、《步步高》；上海的流行歌曲《三轮车上的小姐》、《你是一个坏东西》；还有跳舞场里大家一起跳的《香槟酒气满场飞》。

参加舞会的，除了本校教员，王家三姊妹，还有本校毕业出去现已就业的女生，还有胡凤英约来的一些男女朋友。她的这些朋友都有点不三不四，男的穿着全套美国大兵的服装，大概是飞机场的机械士；女的打扮得像吉普女郎。不过他们到这里参加舞会，还比较收敛，甚至很拘谨。他们畏畏缩缩地和人握手。跳舞的时候也只是他们几个人来回配搭着跳，跳伦摆。

赫连都几乎整场都不空。女孩子都爱找他跳。他的舞跳得非常的“帅”(她们都很能体会这个北京字眼的全部涵意了)。脚步清楚，所给的暗示非常肯定。跟他跳舞，自己觉得轻得像一朵云，交关舒服。

这一天，华灯初上，舞乐轻扬。李文鑫因为晚上要拉一场戏，带着弹月琴的下手走了。票友们有的告辞，有的被沈裕藻留下来跳舞。下棋的吃了老酒，喝着新泡的龙井茶，准备再战。参加舞会的来宾陆续到了，赫连都却还没有出现——他平常都是和赵宗浚一同张罗着迎接客人的。

大家正盼望着他，忽然听到铁门外人声杂乱，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到门口一看，只见一群人簇护着赫连都。赫连都头发散乱，衬衫碎成了好几片。李维廉在他旁边，夹着他的上衣。赫连都连连向人群拱手：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呒不啥，呒不啥！大家全是中国人！”

“侬为中国人吐出一口气，应该谢谢侬！”

一个在公园里教人打拳的沧州老人说：“兄弟，你是好样儿的！”

对面弄堂里卖咖喱牛肉面的江北人说：“赫先生！你今天干的这桩事，真是叫人佩服！晏一歇请到小摊子上吃一碗牛肉面霄夜，我也好表表我的心！”

赫连都连忙说：“谢谢，谢谢！改天，改天扰您！”

人群散去，赫连都回身向赵宗浚说：“老赵，你们先跳，我换换衣服，洗洗脸，就来！”说着，从李维廉手里接过上衣，往后楼走去。

大家忙问李维廉，是怎么回事。

“赫连都打了美国兵！他一人把四个美国兵全给揍了！我和他从霞飞路回来，四个美国兵喝醉了，正在侮辱一个中国女的。真不像话，他们把女的衣服差不多全剥光了！女的直叫救命。围了好些人，谁都不敢上。赫连都脱了上衣，一人给了他们一拳，全都揍趴下了。他们起来，轮流和赫连都打开了boxing[原注 ]，赫连都毫不含糊。到后来，四个一齐上。周围的人大家伙把赫连都一围，拥着他进了胡同。美国兵歪歪倒倒，骂骂咧咧地走了。真不是玩意！”

大家议论纷纷，都很激动。

围棋国手之一慢条斯理地说：“是不是把铁门关上？只怕他们会来寻事。”

国手之二说：“是的。美国人惹不得。”

赵宗浚出门两边看看，说：“用不着，那样反而不好。”

沈福根说：“我去侦察侦察！”他像煞有介事，蹑手蹑脚地向霞飞路走去。过了一会，又踅了回来：

“呒啥呒啥！霞飞路上人来人往。美国赤佬已经无影无踪哉！”

于是下棋的下棋，跳舞的跳舞。

赫连都换了一身白法兰绒的西服出来，显得格外精神。

今天的舞会特别热烈。

赫连都几乎每支曲子都跳了。他和王婉仪跳了快三步编花；和王淑仪跳了《维也纳森林》，带着她沿外圈转了几大圈；慢四步、狐步舞，都跳了。他还邀请一个吉普女郎跳了一场伦摆。他向这个自以为很性感的女郎走去、欠身伸出右手，微微鞠躬，这位性感女郎受宠若惊，喜出望外，连忙说：“喔！谢谢侬！”

王静仪不大跳，和赵宗浚跳了一支慢四步以后，拉了李维廉跳了一支慢三步圆舞曲，就一直在边上坐着。

舞会快要结束时，王静仪起来，在唱片里挑了一张《Lapaioma》[原注 ]，对赫连都说：“我们跳这一张。”

赫连都说：“好。”

西班牙舞曲响了，飘逸的探戈舞跳起来了。他们跳得那样优美，以致原来准备起舞的几对都停了下来，大家远远地看他们俩跳。这支曲子他们都很熟，配合得非常默契。赫连都一晚上只有跳这一次舞是一种享受。他托着王静仪的腰，贴得很近；轻轻握着她的指尖，拉得很远，有时又撒开手，各自随着音乐的旋律进退起伏。王静仪高高地抬起手臂，微微地侧着肩膀，俯仰，回旋，又轻盈，又奔放。她的眼睛发亮。她的白纱长裙飘动着，像一朵大百合花。

大家都看得痴了。

史先生(他不跳舞，但爱看人跳舞，每次舞会必到)轻声地说：“这才叫跳舞！”

音乐结束了，太短了！

美的东西总是那样短促！

但是似乎也够了。

赵宗浚第一次认识了王静仪。他发现了她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仍然完好的抒情气质，端庄的仪表下面隐藏着的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幸福的热情的、甚至有些野性的向往。他明明白白知道：他的追求是无望的。他第一次苦涩地感觉到：什么是庸俗。他本来可以是另外一种，过另外一种生活，但是太晚了！他为自己的圆圆的下巴和柔软的、稍嫌肥厚的嘴唇感到羞耻。他觉得异常的疲乏。

舞会散了，围棋也结束了。

谢霈把两位国手送出铁门。

国手之一意味深长地对国手之二说：

“这位赫连都先生，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国手之二回答：

“难讲的。”

失眠的霓虹灯在上海的夜空，这里那里，静静地燃烧着。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北京酷暑挥汗作
载一九八三年第九期《上海文学》

注释

加饭酒是绍兴黄酒的一种，是在生产时改变了配料的比例，增加了糯米或糯米饭的投入量而得名。善酿，绍兴酒的一个品种。返回原文

原文注释

旧上海两家俄国咖啡馆。返回原文
上海一度流行。十六开，八页或十二页，订成薄薄的一本，图文并茂。开头两页，为了向国民党的检查机关交账，大都登中央社的电讯，要人行踪。以下是各种社会新闻，影星名伶艳事，武侠小说和海上文人所写的色情小说。此外还有大量的裸体和半裸体的照片。返回原文
英文：拳击。返回原文
西班牙语，鸽子。返回原文

汪曾祺年表

1946年(二十六岁)

7月离开昆明经越南、香港转赴上海。由于没有大学毕业文凭，难以找到合适工作，先是在同学朱德熙的母亲家闲住后经沈从文向李健吾推荐，9月间由李健吾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任中文教员。

自序·我的世界

一九四六年夏至一九四七年冬，在上海，教中学。上海无风景，法国公园、兆丰公园都只有一点点大。

自报家门

一九四六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书。一九四八年初春离开。这两年写了一些小说，结为《邂逅集〉。

致朱德熙

关于“花大姐”的书，你不要去找了，我已经借得《中国经济昆虫志鞘翅目·瓢虫科》一种。读了一遍。有很多地方应该很有趣味但写得很枯涩。这叫我怀念法布尔甚至贾祖璋。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

葵·薤

后来我读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吴其浚是个很值得叫人佩服的读书人。他是嘉庆进士，自翰林院修撰官至湖南等省巡抚。但他并没有只是做官，他留意各地物产丰瘠与民生的关系，依据耳闻目见，辑录古籍中有关植物的文献，写成了《长编》和《图考》这样两部巨著。他的著作是我国十九世纪植物学极重要的专著。直到现在，西方的植物学家还认为他绘的画十分精确。吴其浚在《图考》中把葵列为蔬菜的第一品。他用很激动的语气，几乎是大声疾呼，说葵就是冬苋菜。

一篇被忽视的杰作——谈汪曾祺的《星期天》

我大概是2000年左右第一次读到汪曾祺短篇小说《星期天》，从那以后，一旦有机会就逢人说项，到处夸说《星期天》的好处。但迄今为止，《星期天》似乎还是不太有名。用口口相传的老办法大概很难将它炒热，干脆写篇小文吧，看看能否让更多的人来欣赏这篇长期被忽视的杰作。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汪曾祺离开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流落上海，工作没有着落，发表了不少才华横溢的小说和随笔，但混乱的时代和同样混乱的文坛来不及接纳这位眼高于顶愤世嫉俗的青年，所以心情灰暗，一度想到自杀，幸亏被老师沈从文劝阻，并由沈的好友、戏剧家李健吾推荐，到李的学生经营的私立致远中学教国文，直到1948年转赴北京，在上海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星期天》就写这一个时期他在上海的生活。小说脱稿于1983年7月25日，汪曾祺时年63岁。他在最后特别写下“北京酷暑挥汗作”七个字——或许自己也觉得如有神助，非常得意吧。

1979年，汪曾祺以《骑兵列传》复出文坛，这个短篇的原稿，据说是1974年在内蒙大青山北麓采访当年几个八路军骑兵的一份外调材料。从此直到创作《星期天》的1983年，是汪曾祺继40年代之后的第二个小说创作高潮，《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皮凤三楦房子》《鉴赏家》《八千岁》等一篇接一篇发表，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文坛掀起了一股“汪曾祺热”。

尽管迎来了第二个创作井喷期，但他对小说艺术要求很高，几乎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所以创作总量并不大。在祝贺青年作家贾平凹《浮躁》获美孚飞马文学奖的一篇短文中，汪曾祺告诫贾务必要少写，并对当时流行的“长篇不过年，中篇不过周，短篇不过夜”的说法提出尖锐批评。汪曾祺以身作则，绝不追求“高产”。“复出”以后，他不断开拓新的题材领域，依次写了张家口下放地、内蒙草原、长期供职的北京京剧院、青年时代读书的西南联大和故乡高邮的生活，竭力避免创作的停滞。尽管如此，一段时间喷涌之后，他还是感到上述题材写得差不多了，必须开掘新的生活库存，否则就会枯竭，陷入重复。

这时候，1946-1948年短暂的上海教书经历跃然而出，一下子刷新了小说家汪曾祺的形象。《星期天》是汪曾祺个人创作历程上如期而至、瓜熟蒂落的必然环节，他找到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一笔记忆的财富，欣喜地沉入其中，在80年代初率先描写1940年代末上海的青年男女，写他们如何在天地翻覆的前夜偷安于都市一角，过着无聊灰色的人生，写这种生活里面充斥着的肮脏迷乱的情思欲念，以及偶尔绽放的依然美妙却又稍纵即逝的人性的花朵。

在此之前的1983年4月，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编辑部召开小说创作座谈会，参会者有王元化、吴强、李子云、茹志鹃以及当时在沪的王蒙等，话题是如何面对“上海创作不景气”的现状，集思广益，鼓励和引导作家“写出上海特色”。《文汇报》《解放日报》配发了一系列文章与记者的跟进报道，汪曾祺器重的青年评论家程德培还专门写过文章。此后上海作家一直朝这个目标迈进，但成绩始终不佳。王安忆的《长恨歌》据说最具上海特色，但迟至1995年才发表于《钟山》杂志，而且也有评论家对《长恨歌》的所谓上海特色一直持怀疑态度，可见抵达这个目标非常不易。在这背景下，汪曾祺一挥而就，出人意料地拿出了真正具有40年代末浓郁的上海都市气息的小说《星期天》，而且就发在《上海文学》1983年第10期！

现在看来，这或许是步入老境的汪曾祺对他已逝的上海岁月的报答，也是向自觉无能的上海文学“示威”，或者说是对没有“现代”生活经验却偏要写“上海往事”的年轻一辈上海作家进行一种善意的启蒙和警示吧？

1940年代末汪曾祺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除了教书，就是写作。1948年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选《邂逅集》，其中许多篇就是这个期间完成的。此外汪曾祺还经常与青年记者黄裳、青年画家黄永玉来往，后来有沪上“三剑客”之称。他们也常结伴去巴金家做客，巴金妻子陈蕴珍（萧珊）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星期天》中的“我”说自己在中学的一间“铁皮顶木棚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课余或看看电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和一个在《大晚报》当夜班编辑的姓江的老兄”合住一个房间，由于潮湿阴冷，“垫在小铁床上的席子的背面竟长了一寸多长的白毛”，这些都是事实。小说中那个苦中作乐的“听水斋”也是真的。1947年5月31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报》第四十三期文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有自注：“三十六年五月六日晨四时脱稿，自落笔至完工，计费约二十一小时，前后五夜。在上海市中心区之听水斋”。

《星期天》写校长赵宗浚书架上没别的书，只有一本《辞海》和一套《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个细节也并非空穴来风，但背景时间从70-80年代提前到40年代末了。1972年12月1日汪曾祺给西南联大同学、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写信，说他很高兴买到一套清代道光年间的文人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极口称道吴其濬的行文之美和名物考据功夫之深厚，向朱德熙推荐此书，说自己经常临睡之前翻阅以催眠，并很快写了好几篇印证吴其濬图考的随笔。1978年致朱德熙信中仍不忘该书，反复诉说自己对该书的喜爱和钦佩。在1981年9月10日完成的以《晚饭花》为总名的三则短篇故事之前，他还从《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恭恭敬敬引了两大段作为题词（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一律将作者误作“吴其浚”）。

尽管有这么多自传性因素，但《星期天》并非郁达夫所谓“自叙传”，更不是纪实之作。恰恰相反，作者努力要跳出自传的限制，全篇采取隐含作者和笔下人物拉开一段距离的叙述方式，追求冷峻反讽的“间离效果”，不是一味沉湎过去，而是对过去的生活进行过滤、沉淀和改造，从而捕捉往昔在记忆深处酝酿升华而凝成的那些闪光的亮点。

不错，汪曾祺是在回忆1940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段青春岁月。既是回忆，就唯恐散落珍珠般的细节，搜罗不嫌其多。当时上海的马路，电影院，零食，咖啡店，年轻人的做派，流行音乐、轻松读物和流行词语，都一一再现了。但作者对这些一边是深情地抚摸，一边则是置身局外，隔着四十多年的距离加以冷峻审视。当时那种火热情愫都过滤了，留下的是对过去的岁月更高的提炼和萃取。不这样写，就只能入乎其中，不能出乎其外。

比如，“我”在课余时间喜欢翻看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似乎与作者的兴趣高度重合。但在小说中，该书的主人却换作私立中学校长赵宗浚。作者越过四十多年的时间阻隔，将心爱之物慷慨地“赠”给小说中“我”很不以为然的赵宗浚。“我”甚至说，他根本不知道赵宗浚这样一个精明实际的上海人何以会拥有这样一部风雅之书。

这样做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在叙述时保持一种心理距离，追求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效果”。隐含作者不至于跟在书中人物“我”的后面，将拥有一部《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的赵宗浚一笔抹煞。同时也提醒读者“恶而知其善”，看到赵宗浚这样的人物并非全无是处。赵宗浚的形象后来确实发生反转，他固然平庸，却有可贵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平庸，知道自己配不上王静仪，——尽管这种自知之明也只是一刹那间的灵感突发，因为就在王静仪和赫连都跳最后一曲LaPoloma之前，赵宗浚对王静仪还是觉得稳操胜券，甚至有点俯就和提携对方的优越感，而对两人过去交往中王静仪客客气气的应付态度置若罔闻。是王静仪和赫连都的舞蹈提升了赵宗俊，也是隐含作者赠送《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一细节挽救了赵宗浚，使他最终没有滑入周围普遍的平庸、无聊、荒唐与麻木。

汪曾祺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这里的“除净”不是“损而又损”，空其所有，“太上忘情”，而是“沉淀”当时来不及过滤和提升的思想情感，使之发酵，扩大，转换，深入，达到色香味俱全的程度，这才厚积薄发。

初读《星期天》，我觉得很像当时走红的韩东、朱文的小说。后来仔细体会，还是不像。韩东、朱文有汪曾祺的冷峭、反讽、辛辣，对丰富的生活细节的把握能力，但缺少汪曾祺的温暖、宽厚、怜悯。《星期天》的反讽叙述制造的“间离效果”不仅是冷峭、严苛，也有包容、谅解和温暖。正如结尾那一句“失眠的霓虹灯在上海的夜空，这里那里，静静地燃烧着”所隐含的冷峻中有“燃烧”的张力结构，或者说，是反讽、冷隽、感伤、兴奋、温暖、宽恕、怜悯的微妙混合体。

对往事的这种态度非常难得。这不是沉湎其中，任由“去日苦多”的感伤和虚空占据当下的心，更不是稍稍刺探到过去时代的一点模糊影像，就现炒现卖，展览炫耀，而是将往事在记忆深处沉淀许久，用当下的美好心情来重新塑造，披沙拣金，徐徐写出。

但这样的回忆之作写不长，也写不多。一篇《星期天》，就交待了汪曾祺1940年代末在上海的两年生活，此后他再也没有正面写上海（侧面写上海的好像也只有1993年写的《小姨娘》和1996年写的《小嬢嬢》两个短篇）。

对题材的严格，就是对生活的敬畏，对艺术的忠诚。

《星期天》写法上的特别还可从结构上玩味。这里按照顺序，是分头介绍、铺垫、伏笔、合成一股、推向高潮、迅速结尾的一个拿捏得十分精准的结构。

先分头逐个介绍包括“我”在内的九位教职员工。有详有略，但其中都有针对高潮阶段的铺垫，伏笔。最后用一场星期天舞会合并成为一股，并迅速推向高潮。就在高潮将落之际，绝不粘滞，简捷地交代各人看了王小姐和赫连都跳舞的反应，然后以两个“国手”不怀好意、阴阳怪气的对话，给以有力的收束。

汪曾祺在写于1985年12月12日的《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他的一些“短小说”，“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星期天》的结构表面上也很“随便”，介绍人物上场时依靠“列举”，解释赵宗俊为何热心组织星期天的舞会，也靠“列举”，就像一本流水账，岂不是太“随便”！但仔细回味，作者其实是“苦心经营”。早在1962年12月9日致老友黄裳信中，汪曾祺就设想过一种小说结构方式：“觉得‘自报家门’式的人物出场办法，大是省笔墨、醒精神之道。现在大家都忙，报纸的读者尤多是劳人，过于精雕细刻，也许不一定配胃口。有一个很鲁莽的想法：不如前面浓浓地写上一大段风景，接着就点名，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姓角色拉出一个单子，然后再让他们动作起来。”时隔二十一年的《星期天》就部分采用了这个办法。当然风景没写，前半段也不用人物“自报家门”，“列举”也超过了“点名”，扩张为速写式的“人物列传”（1979年就写过《骑兵列传》）。人物在前半段并非完全静态的描写，然而是分散的小动作。到了后半段，则让这些在前半段分头出场却没有太多交集的人物陡然聚在一起，大动起来。全篇结构犹如在山间各自奔流的许多小溪，忽然汇合于某个低洼的河谷，激起喧腾的浪花与漩涡，又以更大的声势继续向前流淌。

除了大的布局的指挥若定，伏笔、铺垫、照应，这些细节上的穿针引线，也是分散叙述得以顺利合拢的关键。最后一场星期天舞会来临之前，“星期天”就提到不下七次。尤其第二次提到的那个星期天，教导主任沈裕藻的朋友李文鑫带着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流浪汉月琴高手和上海滩几个“有一号”的票友，特邀南京程派名票包华唱了全出《桑园会》，“格高韵雅，懂戏不懂戏的，全都听得出了神，鸦雀无声”。若非“鸦雀无声”，再加展开，就险些提前进入高潮！再比如，写赫连都平时跟大家聊天，内容包括“聊沈崇事件，聊美国兵在开吉普车撞人、在马路上酗酒胡闹”，轻轻一笔，就给后来舞会之前赫的大出风头埋下伏线。

随便之中，自有法度。

《星期天》的人物都是简笔，速写。惟其如此，对作者考验更大。寥寥数语，必须都有点睛之妙。

写校长赵宗浚，除了和女演员许曼诺的苟且，还侧重于两点。一是古怪的接电话的方式。先用上海话讲，得知对方身份之后，假装去找人，过一会再用国语说。二是书架上只有《辞海》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写教导主任沈裕藻，突出一点：“一辈子不吃任何蔬菜”。还有，“他当然有一对金鱼眼睛”。写沈裕藻的同学、“小开”李文鑫，渲染他如何将一个交不起房租的流浪汉硬是调教成月琴高手。写小沈老师沈福根，主要说他本校中学毕业后卖过两年黄鱼，不知怎的竟做了母校的英文教员。写首饰店小伙计史先生摇身一变成了史地教员，“他有一桩艳遇”，“终生难忘”。写体育老师谢霈万事看穿，只认“铜钿”，却舍得花钱，看人下棋，“为了看国手下棋，花起钱不觉得肉痛”。

再看他写算术老师李维廉，“不爱说话”，经常“躲在屋里温习功课，写信”。写啥信？不做交代。不仅这个不做交代，上面几个人物所有古怪行为，都显得没头没脑，突兀，反常。作者只给出事实，不给详细的解释，只说“不知道是怎样‘办’的”、“道理不知何在”、“不晓得”。当然，他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上海的许多事情，都是蛮难讲的。”读者所有的疑惑，好奇，都被引向人物群像背后的上海这座城市了。

1987年9月29日，汪曾祺从美国给妻子施松卿写信，抄出他在美国所作的一场名为“我的创作生涯”的报告会发言，他认为：“大概从宋朝起，中国画家就意识到空白的重要性。他们不把画面画得满满的，总是留出大量的空白。马远的构图往往只画一角，被称为‘马一角’。为什么留出大量的空白？是让读画的人可以自己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一个小说家，不应把自己知道的生活全部告诉读者，只能告诉读者一小部分，其余的让读者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去完成。我认为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一篇小说，在作者写出和读者读了之后，创作的过程才完成。留出空白是对读者的尊重。”《星期天》就炉火纯青地发挥了这种“留白”的艺术。事实上，汪曾祺不可能仅凭一则短篇故事就去正面描写上海这整座城市，但他可以从城市的巨大实体中截取几个碎片加以精心刻画，然后请读者从这几个碎片出发，在想象中感知城市的呼吸。

这就是留白的好处。城市的碎片不能写太多，太多就满了。作者必须精挑细选，让每一块碎片都能发出神奇的光彩。样样俱到，就不足为奇了。冰山露出一角，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才会令人感到奇而又奇。

谁都知道汪曾祺讲究语言，用词精准，连标点符号都讲究。他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特点，许多人都注意到了，比如：好用句号，好写短句。

《星期天》也有长句，但只出现一次，用来概括赵宗浚在情节“突转”中对王小姐的“发现”：“赵宗浚第一次认识了王静仪。他发现了她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仍然完好的抒情气质，端庄的仪表下面隐藏着的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幸福的热情的，甚至有些野性的向往。”这大概是1979年“复出”之后汪曾祺写出的最长的句子。这种长句在1948年《邂逅集》中俯拾皆是，到了《星期天》，似乎已经成了逞才使气的青年汪曾祺在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后偶尔保留的过去生命的余烬。

汪曾祺还有一个绝活，就是写什么地方，就能用什么地方的方言。写张家口的《塞下人物记》《七里茶坊》就用“保留了许多宋元古语”的张家口方言；《骑兵列传》写在蒙古草原坚持敌后抗战的“骑兵司令”（江西永新人黄营长），就写他的夹杂着江西口音的蒙古话；写云南和高邮，就用云南（昆明）话和高邮方言。他还劝《上海文学》编辑姚育明在写下放在东北的上海知青的小说时，最好让他们说一些彼此能懂的上海话和东北话。

《星期天》写上海，当然少不了沪语：“蛮‘写意’”、“蛮适意”、“操那起来”、“斜其盎赛”、“漂亮”、“朋友”（这两个字在沪语中有特别的发声和意思）、“必要把”、“油氽鱿鱼”、“小开”、“有一号”、“蛮难讲”、“难讲的”、“咸甜支卜”、“肉痛”、“辰光”、“瘾头”、“靠”（接近）、“派派用场”、“交关舒服”、“呒不啥”、“晏一歇”、“谢谢侬”、“铜钿”。有些沪语现在的上海人也未必清楚，比如“咸甜支卜”（当零食吃的腌制小萝卜干）。他还让当时的上海青年体会流行的北京话“帅”的微妙意义。汪曾祺对上海方言很敏感。1986年1月25日给《全国获奖爱情短篇小说》编者陆建华写信，要求将自己序言最后一段的“高邮咸鸭蛋”改成“高邮咸蛋”，理由是“上海人都说‘高邮咸蛋’，没有说‘高邮咸鸭蛋’的”。一字之差，虽不至于谬以千里，但作者心理上过不去，就会影响全篇的感觉。

要问《星期天》哪句上海话用得最妙，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结尾处，当“国手之一”居心叵测阴阳怪气地问赫连都会不会是共产党时，“国手之二”吐出的力压全篇的三个字：“难讲的”。

寻访的寻访——汪曾祺任教的致远中学

今年夏天，我写过一篇《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牵念》（刊《文汇读书周报》），写到曾寻访汪曾祺于1946年7月至1948年3月在沪任教的私立致远中学旧址未果之事。如今，在变化迅捷的上海要找一间小小的学校旧址，渺然也在情理之中，寻访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

未料，不久即收到不相识的读者yonggong发来邮件，告知我时已开幕的上海书展上有一本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根据原图翻印的《老上海百业指南》，覆盖了当时城区所有的门牌号和包括私人小铺在内的单位，“估计您应该可以从中找到线索。”实在太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当即回邮感谢。酷暑体乏，未去书展，先在网上书店查找，卓越网有书影，确切书名为《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分布图》，却告缺货。细读介绍，乃2004年的版本。于是托任职社科院的友人查询。却悉出版社已阙如，且其图书馆内也未藏，但友人让我耐心等一等，社科院图书馆愿去上图相借。就在9月下旬的某一天傍晚，她在夜色中拎来了一套上下四本的图册，接过来，分量可不轻。自红色无纺布袋取出，牛皮纸封面，一张老地图衬底，八开大小，纸质轻软，每册封一封三影印老照片若干，其余皆老上海地图，大小马路，宽窄里弄，店铺机构住宅，密密麻麻，间或插登其时广告若干，页页展开，如入时光通道。

先按下其他，直奔致远中学而去。心念地标若干：福煦路，离淮海路近，距南京西路也不远。于上册第61图发现目标，福煦路已作为括号内小字附于中正中路边，在392号民安坊起首，就是4间机构，依次：致远中学、六河沟煤矿公司、中国新闻学校、中华民国碱业联合会。握放大镜就着灯光细看，致远中学之“中”字，看起来若“小”，“中”和“学”的字距似乎过大，不似前面两字通常的间距，或许影印之故，脱落点笔画也是可能的。复看地图上的其他，一般临街小店铺，节节寸寸地挨着，字迹或多或少皆有脱落。心下以为此地即为那间私立致远中学了，无疑不敢说，95%以上靠谱。

福煦路暨中正中路乃今之延安中路。心中念念弄堂如今安在否？Google Earth卫星地图搜索，黄鹤已去也，此处正是延中绿地，住宅惟保留了中共二大会址，今成都北路7弄30号的一排石库门建筑（原辅德里625号）。回头看老地图，与民安坊成丁字型的一条弄堂正是辅德里，弄口一头即成都北路。将卫星地图放大再放大，延安中路高架立交桥高低交错。老地图上，里弄店铺私立学校鳞次栉比，弄堂穿来梭去的，就到了前后大马路。这正如汪曾祺《星期天》（1983年）一文所言：“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

有了这番与过去时空的面对面，对这部《老上海百业指南》就更喜欢了。曾经住过的地方，甚或家人外婆旧宅，祖母开过的店铺，我都一一查实，放大镜在灯下映射出或清晰或漫漶的字迹。图册的周详全面细致，令人感叹。据“编选说明”：“《老上海百业指南》的素材取自《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不同版次的内容精华。”该书的“编制工作肇始于1937年，历时一年半，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道路及机构、住宅等一一制图标明，分别于1939、1940年出版了第一、第二编，社会各界反响热烈”。编印该书的乃其时上海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37年”，“公司主持者林康侯（1875-1965），上海人，名祖溍。17岁中秀才，26岁任南洋公学附小教员，再任校长。1914年起从商，成为金融界要人，与袁履登、闻兰亭合称‘上海三老’。“八一三”事变后，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理事，从事难民救助工作。上海沦陷后赴香港避难，被日军抓获，押回上海，一度担任伪职，1945年9月被捕判刑，出狱后于1949年迁港定居。从主持者的经历看，福利营业公司有比较可靠的社会背景，这也许是其得以操办大规模调查测绘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本图录在1947年10月和1949年4月分别出版了上下两册，其间克服了物价上涨之艰，“公司原本还有在南京、北平、天津、汉口等地编制同类图书的计划，终因政局变革，未能如愿。”

以余孤陋之识，将行号机构与道路里巷合于一图者，至今似未见同类图册（至少在本土），无论彼时还是当今，皆为上海历史之文献，尤在上海城市、上海文化之研究不断深入的今天，此图册是最好的上海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风貌——细节的见证。道路变迁，商贸沿革，里弄风貌，文化生活，市井胭脂……在在均可铺展。从踏访汪曾祺青年时期短暂驻留的致远中学而不得，到如今在《老上海百业指南》上终至落实，虽说不上九九曲折，也算峰回路转，未谋面读者的指点路径，朋友的援手，乃至相关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努力，所有聚集的能量，使寻访的寻访，不因为水落石出而成为终点，倒恰是激发了一种别样的情怀了。

欣喜还在后面，近日从友人处得知，《老上海百业指南》在今年书展时加印了10套探路，结果很快售罄，出版社遂再次加印。听起来出版社颇为谨慎，而读者则是期盼已久。强烈建议，此类有关老上海历史资料详实可靠的书籍，出版社或当列于看家书、长命书，了解自己的城市于故事传奇可之，风花雪月可之，搞史料文献尤可以其为路径。惟2008年版四册连订，将原分散于4册内的所有老照片集于扉页，另随书附赠放大镜，这样翻找起来颇有重量，之前4册分集时那种绵软的手感也就没有了。然相较一册在手随时可于密密路径街巷门牌寻觅历史细节的乐趣，所憾则已无憾焉。

汪曾祺与致远中学

读《文汇报》“笔会”12月31日龚静先生《寻访的寻访》一文，既感叹于她寻访汪曾祺在沪任教的致远中学旧址的执著，也引起了我对60多年前的回忆。

我于1944年至1947年在上海私立致远中学就读初中，最后一年初三的外国历史地理，即由汪曾祺执教。这不是一门主课，但我还依稀记得当时上课的景象：汪老师20多岁，国字脸，比较瘦弱，一口带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斯文儒雅，有学者风度，讲课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他当时似是致远中学的专职教师，与另一位老师及电影演员中叔皇（已去世），同住在学校的一间偏屋内。与汪曾祺相反，中叔皇高大魁梧，出入校门，颇引人注目。毕业时我曾请汪老师在纪念册上题词。那时自不知他日后成为大家，但题词颇见慧根。我忝为弟子，承其题词，与有荣焉。

致远中学在延安中路（原福煦路/中正中路）几号，我已记不得了。然而我清晰记得它的位置点。它坐北朝南，东边不远是成都路，转角即著名的新长发栗子店；西边以狭弄与里弄“福明村”相隔，狭弄可通向大沽路，再北面依次为威海路（原威海卫路）和南京西路；对面为九星大戏院，那时由尹衬若、竺水招主演越剧，其东侧也是一条狭小短弄，可通往巨鹿路（原巨籁达路），再南面依次为长乐路（原蒲石路）和淮海中路（原霞飞路/林森中路）。这就是汪曾祺所说：“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在延中绿地开辟前，校舍一度曾为某夜总会。以上有似“六朝”遗迹，不复可寻矣。

致远中学规模很小，开始为高级中学，1946年改为初级中学，每个年级一个班。学校没有操场、实验室以至图书馆，它是一幢三底三层的白色小楼，三楼为校长的住家，二楼有一间挂牌“六河沟煤矿有限公司”，时见国民党官员王正廷出入。很有趣的是校长高宗靖（钟晋）兼办业余剧艺社，似有电影/话剧演员黄宗英、卫禹平、冯喆等参与。中叔皇投宿学校恐也缘此。高校长艺名夏风，偶出演话剧，平时只上学时很少的“公民”课，也很风趣。他要求每位学生熟读文天祥的《正气歌》，至今我还能背诵。校长是暨南大学的校友，敌伪时期暨南大学有一批图书存放在校内。

致远中学

校汪曾祺《星期天》。

忽然想知道小说中的校长赵宗浚原型。

从网上搜，陆建华文章中说是李健吾把汪推荐给致远中学的校长“高宗浚”，汪得以进入致远中学任教。又找到孔夫子拍卖的一张上海致远中学毕业证，校长签名“高宗靖”。不过，是1957年的毕业证，1957年还是同一个高校长吗？

又仔细看了以前收藏过的《文汇报》一篇短文。证实“高宗靖”是正确的。

臧乐安：《点点滴滴忆父亲》我们到达上海时，中学暑期招考大都结束，只有一个学校还在招生，我们去报考了，结果落榜。后来爸爸找了李健吾先生，他有一位学生在上海私立致远中学当校长。经李健吾先生介绍，高校长接受我们到致远中学插班初三年级学习。总算有学可上了。入校后，有的老师用上海话讲课，开始我们一点也不懂，像听天书；再加上原来基础差，学习十分困难。开头一个月每星期天回家爸爸、妈妈都找人给我们补习功课。记得头一次英文测验，我和哥哥一人得了10多分，一人得了20多分。我们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懂得学习的重要，于是起早贪黑发奋用功，结果期末我考了全班第二，得了一枚铅做的奖章，哥哥也进入前列并成为班上的几位“秀才”之一。别看我们学校很小，教过我们国文的三位老师——汪曾祺、陈敬容、唐祈先生都是很有名气的。初中毕业后，哥哥考入上海私立麦伦中学，我考入国立同济大学附属中学，继续我们的学业。

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原常委、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前身致远中学的创办人、校长高宗靖同志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4月17日20时5分在上海同仁医院逝世，享年92岁。根据高宗靖同志生前遗愿，遗体捐献，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告别仪式。特此讣告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

2007-04-20 《解放日报》13版：新论·广告

沪上15所复旦嫡系学校大盘点！这几所学校越来越厉害了！

复旦初级中学又是复旦中学的初中。原名致远中学、1965年更名长新中学，1997年9月改为复旦中学长新分校，2003年挂牌为复旦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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